第二，在审查程序的过程中，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监察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也可以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国家监察委员会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既然平台治理已非普通的市场行为，仍然在契约自由与意思自治的法理框架下解决平台纠纷，大量弱势平台用户的利益就可能得不到救济和保障。[45] 从理论上讲，无形的市场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确保平台合理审慎行使权力。

[58]参见前引[2]，Bloch-Wehba文，第78页。相比于传统的政府规制，平台在信息、技术、效率等方面更具优势，能够更有效地维护网络市场秩序。但是，平台是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科技为支撑的数字化组织，明显区别于集贸市场等传统组织。公法规范公权力的经验，可以为规范私权力提供借鉴。第三，在线解决纠纷，行使准司法权。

平台行使私权力有助于克服政府规制模式下的诸多弊端，但不能因之形成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的极端规制理念。[47] 私法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洽的封闭系统，可以而且也需要通过公法规范来支援，反之亦然。第二，在审查程序的过程中，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在审查、研究中，认为监察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研究意见，也可以由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与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召开联合审查会议，要求国家监察委员会到会说明情况，再向国家监察委员会提出书面审查意见。

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保证各级人大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保证各级国家机关都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在组织法与宪法的关系上，要区分宪法和法律的界限，《监察委员会组织法》对于应由宪法规定的内容不宜再重复规定。这里面的宪法理论与中央军委不向人大报告工作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之下，国家的中央军委与党的中央军委的一体化程度更高，使得中央军委也不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专项工作报告。为了充分照顾这些特殊性，监察委员会向人大常委会所作的专项工作报告，一是在内容上应限于监察机关运行和监察权的行使，不得包括与党的纪委和纪律检查权相关的事项。

第四，督促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对报送备案的监察规范性文件制定适当的审查程序，已经制定的，应当及时修改并增加关于监察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其三是监察机关内部工作制度、工作方案等。

而《监督法》作为一部各级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的专门立法，就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的方式、程序和内容有着较为具体的规定。第四，正视司法附带审查的可能价值。限于篇幅，本文难以进行一一探讨。审议全国人大主席团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交付的质询案，听取中央监察委员会对质询案的答复，必要的时候向全国人大主席团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

为了保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此多元体系中的主导性，{13}在现有体制机制下，首要问题是要确保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此多元审查体系中具备最终判断权。对于已经出现的联合发文，可采取如下权宜之计：对于仅涉党内纪检事项的，宜认定为党内法规或党内规范性文件，转至党内备案审查体系。上述《宪法》和《监察法》的规定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没有规定各级监察委必须向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这主要考虑以下因素：一是考察要求监察对象和被监督单位执行的标准或遵守的措施是否明显脱离实际。

三是考察赋予监察机关自身的权力与要求其所承担的义务是否明显不平衡。为此，有必要对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监察委员会专项工作报告的问题予以明确： 其一，现行《监督法》就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的规定，只需稍作修改后即可适用于监察委员会。

必须健全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有效的监督体系，增强监督严肃性、协同性、有效性，形成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运行机制，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二是国家监察委员会作出的属于监察法规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的解释，即立法性的监察解释。

此时，有必要在人大审查主导性与上级审查自治性之间把握平衡在香港基本法的起草过程中，为了给港人一颗定心丸，立法者专门设定了第11条。因此，我呼吁加强港澳基本法作为港澳经济根本法的研究。1677年，基督教贵格会(Quaker)所有权人对西新泽西发布了一个文件，叫做《西新泽西章程或根本法》(Charter or Fundamental Laws of West New Jersey)，这个文件起着根本宪法(constitution of fundamental law)的作用。第六，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1条与均以本法为依据结合起来解读，可以合理推导出两个结论：①港澳基本法是宪法的特别法，是港澳地区的根本法、高级法。在港澳回归以前，1982宪法对港澳地区没有效力。

把什么引进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和管理方法。基本法律是用来界定全国人大专属立法权的一个专用名词，是一个种属概念，而非任何具体法律类型的名称。

尽管如此，这部宪法的临时过渡性还是被明确表达出来了，这一点和宪法的稳定、持久有效性相区别。为丰富想象，不妨简单介绍一下城市规划中的自足新镇(self-contained new town)的理念。

何谓一国两制的初心?不变形、不走样与积极有为如何协调？所谓不走样、不变形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不是说基本法的规则是僵硬的，无需或不可以被赋予与时俱进的内涵，而是指要坚持基本法内含的根本法不动摇。后来两部基本法采取了两种处理方式，一是规定五十年不变，二是规定了基本法修改的权力和程序并设定了内在限制。

之后，1983年4月中央政治局批准港澳办调研报告，形成对港十二条。于是，一个看起来更加真实的问题被提出来了：究竟宪法的哪些条文可以在港澳适用，哪些不能在港澳适用？[28]这个问题首先是立法者应该考虑和处理的，随着两个联合声明的公布和两部基本法的公布，这些问题的答案应该水落石出了，但在基本法的实施过程中时不时地又被翻炒。许崇德教授将此决定视为新中国立法史上一次罕见的合宪性解释。立法行文在什么时候正面表述，什么时候用否定或者禁止性的表述，是极有讲究的。

我理解，所谓基本法自足性的命题应该分解为两个命题：[基本法+港澳本地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作为一个规范体系的自足性。第31条是关于制宪权的宣示，也是一个制宪权——日常立法权转换器。

这个秘符在宪法学理论中叫修宪权的内在限制。一是政权建构，这个意义的宪法就是组织章程。

其次，不合适，写在哪里都不合适。二战之前，自足新镇的理念已广为接受，但直到二战后才有效地实施。

港澳基本法是实用主义制度观的应用范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内地有关方面就在西九龙站设立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的相关问题协商作出适当安排，是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行使高度自治权的具体体现。西九龙站内地口岸区场地使用权的取得、期限和费用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内地有关机构签订合同作出规定，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7条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土地所有权和使用管理的规定。如若不足，可否由中央出手？如何出手？ ②基本法两套解释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和港澳特区法院解释——在什么时间点、通过什么程序对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对港澳法院是否具有约束力？ ③基本法的条文是根据港澳本地法、外国法、国际法及其案例来解释还是应该根据中国法和中国法学知识体系来解释？ ④全国人大常委会与港澳本地法院在法律解释技术上如何对接才能做到更好地相互理解？ ⑤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关于涉港澳事务的决定对港澳法院是否具有约束力？港澳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其是否符合基本法？ ⑥港澳特区法院是否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是否符合港澳基本法？ 我个人以为，从基本法解释角度来说，基本法的自足性可以作为一个假定存在。

既然基本法已经摆在世人面前，就港澳本地事务而言，但凡基本法可以解决的问题当然求诸基本法，基本法解决不了的问题才再上一层楼去找宪法。1682年，一个贵格会集团控制了东新泽西，1683年模仿宾夕法尼亚政府框架发布了《根本法》(The Fundamental Laws)。

[27]另一方面，我们尚未真的找到宝藏，只是找到了一个藏宝清单而已。两部基本法实质上就是港澳高度自治法，是关于高度自治权如何配置的法。

所谓立法宗旨，即最初的政治愿望和意志，用佛教的语言来说叫初心，即初发心。对于法律学者来说，法律形式可能淡化和模糊基本法制定权的性质。